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
导读“对地方来说，土地是很重要的因素，房地产形势会影响卖地收入，2019年地方肯定要过紧日子了。”
“大家要逐步习惯，年初预算目标是预期性的，最后没有完成，也不要太过激动。”东部某省一位财政系统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。
在他看来，多个省份都没有完成2018年初预算目标，2019年这个数目可能会进一步增加。
2月20日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，天津、新疆等省明确表示未完成2018年年初预算收入，广东、江苏、重庆等省执行数与年初预期数有些微差异，但与调整过后的预算相当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，以及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，是造成这些省份财政收入不及年初预期的主要原因。
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地，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等要求，绝大多数省份纷纷下调今年财政收入增速，“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”放在更重要的位置。
地方政府真没钱了吗？加上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，各省每年财政支出动辄几千亿元，确实是需要更加精打细算了。
多省未完成2018年预算目标
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8.3万亿元，同比增长6.2%。其中，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税收收入，增长了8.3%。
考虑到减税降费的因素，无论是6.2%，还是8.3%，全国财政收入增势良好。不过，各省的情况有分化。
像天津2018年一般公共收入2106亿元，完成预算94%，比上年下降8.8%。天津市财政局给的解释是，天津正处在结构优化、动能转换的战略性调整关键阶段，在上年淘汰落后产能、整治关停“散乱污”企业的基础上，大力培植智能制造、现代服务等新动能产业，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、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、大力清理非税收入等减负措施，财政收入规模相应下降。
新疆的预算执行报告明确指出，2018年只完成了年初预算的95%。背后原因是，受宏观经济环境、国家出台减税降费政策、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，组织财政收入面临不少困难，财政收入增幅趋缓。
此外，还有部分省份在2018年年内调低了预算目标。比如，重庆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66亿元，该数额与经调整后的预期目标相一致。
2018年11月，重庆向市级人大常委会提交了预算调整方案，全市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为2262亿元，相较年初预期下调了约100亿元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该调整方案了解到，重庆市本级收入预期保持不变，但有部分区县预算发生了变动。
江苏年内下调了省本级的预期目标。2018年11月，江苏省预算调整方案提交省级人大审议，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调了20.8亿元，主要受减税降费政策影响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大幅减少。
江苏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最终录得8630亿元，相较年初预期目标少约30亿元，若考虑省级收入预期下调等因素，基本完成预期目标。
东部财政大省“紧平衡”
“受经济形势变化、体制制度（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，部分事先难以确定规模）、减税降费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，各地预算执行结果与年初预期可能会有一定差异。新预算法之后，年初预算只是预期收入，不再是硬性任务”，2月20日，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管理研究所所长李燕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，像江苏、重庆等省“欠收”数额均比较小，即便新疆、天津也完成了年初预算的94%以上。
广东2018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.21万亿元，完成汇总预算的102.2%，可比增长7.9%。广东明确表示完成了汇总预算。
2018年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、减税降费政策的出台、年中政策的加码等，确实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一定扰动。东部财政大省们2018年已然呈现“紧平衡”的态势，像上海、北京全年收入紧贴年初预期目标，低空飞过。
为了对冲财政减收影响，部分从预算稳定基金中抽调资金。比如上海市本级2018年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65 亿元，用于基本建设支出、市级轨道交通建设和偿债、市级历史风貌保护和城市更新等。
之所以抽调资金，上海财政局表示，是为了落实2018 年中新出台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，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。
“财政收入跟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，如果经济形势好，可能会超收；经济面临下行压力，财政收入可能低于预期。新预算法之后，年初预算不再是硬性任务，不一定要完成，相应地有了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，很重要的一个安排，是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它相当于一个蓄水池，超收的话，收入不能随便用，要放到基金里；如果减收了，可以动用该基金加以弥补”，李燕指出。
原来预算收入作为硬性任务，与地方财税部门绩效挂钩，收入对应着相应的开支，部分造成了“过头税”、收入造假、收入空转等问题。
不过，也有地方财政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，年初预算虽不再是硬性指标，但部分地方执行得并不好，有时候会硬抗着任务。
2019年财力最“紧”？
北京预算报告直言，2019年为近年来财力最 “紧 ”的 一 年 。
除了可以预见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、持续的房地产调控等因素，北京市财政局还指出，2018年超收收入大幅减少，导致可动用的上年结转收入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可用财力大幅下降。
“几年前形势就在慢慢变化了，过去的‘好日子’没了。对地方来说，土地是很重要的因素，房地产形势会影响卖地收入，2019年地方肯定要过紧日子了”，2月20日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。
减税降费带来财政收入减少，也是地方重点考虑的因素。2018 年中实施的增值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地方教育附加等“减税降费”效应不断释放，将给2019年财政收入带来翘尾影响。
“增值税减税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执行，会影响今年前5个月收入增速；个税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执行，会对今年前10个月收入造成影响”，上述东部某省地方财政人士指出。
这部分已经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，会带来减收效应。北京财政局数据显示，2018年减税降费为企业减税400亿元，其中地方级减税约188亿元，而2019年国家已经明确的减税降费政策将减少地方级收入300亿元。
外界对“更大规模减税降费”还多有预期，增值税实质性减税举措还有待推出，地方财政收入将进一步减收。为此，绝大多数省份下调了2019年财政收入增长目标。北京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增长4%，上海预计增长5%，广东预计增长6%，均比2018年执行增速要低。
对于地方财政的减收，中央也有相应安排。1月9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，预计每年为小微企业减负2000亿元。与此同时，为了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，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。
“2019年要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，积极财政加力提效又需要财政支出适当扩张，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的钱不能减，重大政策部署也要落实，民生类支出也需要花钱，在财政收入增长有限的背景下，2019年地方政府需要从中寻求平衡”，杨志勇指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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